过去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奇迹来源于何处，2011年以来经济稳步的增长为何放缓，未来经济会陷入低速增长吗，如果还能中快速地增长，其潜能在哪里？这是国内外经济学界和国内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重大问题。目前核算中国经济历史和预测其未来增长的索洛模型、乔根森模型和哈罗德多玛模型等主流算式，均以要素流体为主要内生变量。但与市场经济、发展中和体制瞬时转轨三类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特长周期的渐进转轨国家，经济的每个方面存在着市场经济标准值与二元体制扭曲值之间的差值，并且许多扭曲不可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之间的竞争主体所纠正。从中国1978年以来的实践观察，计划或二元体制并存造成资源利用的闲置和低效率，形成了体制剩余，使生产能力被扭曲所禁锢，上涨的速度就呈现低缓状态；推进改革纠正扭曲，释放生产力潜能，就会加快上涨的速度。对此，讨论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内生动力时，需要将国民经济视为一个由流体、渠道和闸口组成的运行体系，其中闸口表达各种体制安排。因而，在核算和预测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时，在原有流体内生变量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引入测度体制变化和状态的闸口变量，即将扭曲差值作为分析的主要内生变量。据此在学理上建立的二元体制经济数理逻辑分析过程和体系，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地增长和速度放缓一个数理逻辑的解释，并基于经济学理论给出未来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展望。

  二元体制国民经济分析逻辑和方法讨论的目的：一是将中国自1978年以来增长奇迹的来源解释清楚，从中找出一些体制改革与经济稳步的增长内在关系变动的规律，总结归纳中国发展实践的基础经济学理。二是面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放缓的客观现实，寻找其深层次的原因；同时假定在大力度改革受阻，经济任由自然增长趋势下，未来面临的困境、风险和挑战。三是展望未来经济增长，从差值推算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还存在的各种体制性剩余，安排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方案和重大的发展举措，将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中高速的区间。

  中国自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56年完成对工商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学习借鉴苏联经济体制，1957年开始成为了一个城镇和农村分别以国有企业和高级合作社集体经济为主，全国形成计划生产、行政定价、统购统销、国家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体系。从经济投入产出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较快的经济体比较，资源投入高、财富产出低、GDP增长处于中偏低速度状态。这二十一年中，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为-1.21%，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61%。

  1978年开始了资源从行政计划分配向市场机制配置、所有制结构从城乡国有集体向与个体私营外资并存的转轨。其间三次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极大地释放了禁锢在计划体制中的生产和需求潜能，推动了1978—2010年经济的高速度增长。TFP年平均增长3.70%，GDP实际增长率年平均10.02%。三十三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GDP规模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

  2011—2022年，中国经济进入了上涨的速度放缓的时期。TFP年平均增长下降到1.94%，GDP年均增长速度下降为6.64%。改革开放以来截至2011年，中国经济以超过8%的速度增长了三十四年，当时人均GDP为5432美元。韩国经济2003年从8%的高速增长回落，高速增长阶段为四十三年，回落年人均GDP为14672美元；中国台湾地区经济1998年从8%的高速增长回落，高增长阶段为四十八年，时年人均GDP为12598美元。中国经济按道理还应该高速增长十年左右的时间，而不应该在人均GDP为5500美元左右的状态下，增长速度回落到6.5%的水平上。

  这给国内外经济学界提出了需要解释的问题：中国经济奇迹来源于哪里？为什么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经济稳步的增长回落到中速水平？展望未来的中长期，中国经济还有中高速增长的可能吗？

  从现有主流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模型看，有假定市场配置资源经济的索洛增长模型，有描述发展结构转型的乔根森增长模型，也有强调投资积累重要性的哈罗德增长模型，还有强调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罗莫增长模型。然而，毫无疑问，一是中国经济1978年以来快速地增长的奇迹来源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二是中国是一个从计划到市场渐进转轨二元体制并存的国家。各种体制因素，肯定是影响国民经济产出和增长的根本和控制性自变量。

  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内在性分析的难点在于，体制是一种制度安排，并不是直接投入的生产要素和其他流体性影响因素。学界就体制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进行了探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课题组就重点领域改革对经济增长贡献进行过研究，采用客观指标,同时结合专家对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改革的重要性赋权，来衡量不同时期改革进展和效果，分析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缺陷在于：即使对客观指标赋权，也是一种人为主观的对各项因素的加权，与客观比例仍然会有差距；而且，虽然一些因素可能是内生的自变量，但是影响效率、产出和增长的体制因素，并未作为自变量进入内在因果变动的分析。笔者也看到一篇用新分析方法，以投资率、政府规模和人力资本作为预测变量来拟合对中国的合成控制对象，进行改革中国与合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来阐述中国经济增长来源的文献。但是，其缺陷在于：中国改革是计划所有制结构体制方面的改变，而合成国家基本上是市场经济体制；而从变量性质来讲，还是没有突破体制因素不能作为自变量进行内生分析的难点。

  笔者认为，若要实现体制变动与经济增长间能够进行内生变量的数理分析，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分析客体的特殊性。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和从计划向市场的瞬时（三年左右）转轨国家均有不同，中国是一个从计划向市场特长周期转轨的二元体制国家。体制改革动能释放和改革开放动能边际递减，成为国民经济投入、产出和增长的主要影响方面和过程。因此，现有教科书中不含体制安排变量的各类模型，刻画计划与市场二元并存消长变化经济体系的运行，客观地讲，有着方法上的局限性。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分析客体运行中存在着行政计划与市场配置间的二元体制扭曲。一些扭曲可以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通过变通的方式进行纠正。而相当多由法律法规约定形成的扭曲，不可能通过变通加以纠正；还有相当多或者违法或者不违法模糊地带的扭曲，其变通纠正可能被追究违法责任的风险较大，还有因其变通纠正支付成本大于收益的扭曲，也不能够被纠正。因此，行政计划和市场配置之间的扭曲被改革纠正，或者还未被改革的扭曲，或者新形成的扭曲，常态化地影响二元体制经济的运行。

  再次，需要将体制安排及其变化看成是流动中的各类闸口及其开关。体制变动因素能够以自变量进入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计算中，需要调整以流体（要素、商品、货币、投资、消费、贸易和债务等）为主变量的思路，将国民经济看成是一个由流体、渠道和闸口组成的运行体系，而体制安排则是影响各类流体流动的闸口变量。这些被安排的体制为各种不同的闸口，开或者关，开大或者关小，都会对经济流体的流动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投入的效率及其产出和增长。

  第四，最为关键的是，将体制安排闸口变动设置成逻辑分析中可测度的变量为差值，其可以通过二元体制各类市场经济标准值与相关行政计划影响扭曲值之间进行比较求得。思维的逻辑是“应该有但实际没有，应该有多少但实际多了或少了”的反事实法和“将扭曲纠正到标准状态”的标准事实还原法。差值变量的功能是：表示体制闸口处于关闭或者打开，测度处于打开状态体制闸口的大小。其意义在于，使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学理讨论从定性议论转变为定量研究成为一种可能。

  I（ω）为0，禁止交易，即扭曲值；I（ω）为1，允许交易，即标准值（下同，不再重复注解）。

  在二元体制经济中，差值是一个内生的变量。体制安排和变化与生产要素、各类支出、货币等不同，它不是流体性变量，而是一个闸口性变量。但是，差值作为嵌入经济运行体系内部的行政计划机制性变量，对本来应由市场配置资源流动过程，在经济体系内部起了开或关和大或小的作用。负面看，闸口的设立和固化，造成了资源配置内部流动的放缓、拥塞和淤积，影响经济的产出和增长；正面看，如果改革体制使闸口从关闭到打开，从阻塞到畅通，资源配置流动加速，效率提高，则会释放各方面被禁锢的内生的产出和增长潜能。

  当我们将二元体制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看成是一个由流体、渠道和闸口组成的体系时，流体为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以及工资、利润和地租等产出，而z则可以看成是影响流体流速流量的体制安排。对此，可以用市场经济标准值与体制扭曲值的比较，观察闸口变量的大小；也可以用禁止交易，或者允许交易，观察闸口是关闭还是打开。

  首先，我们计算体制扭曲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如2021年非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总资产为311万亿元，其扭曲的资产总利润率为1.45%，因给市场竞争性民营企业的贷款利润比国企高，其资产总利润率标准值最低也需要6%，标准值减扭曲值的差值为4.55%。

  国有企业总资产311万亿元乘以资产总利润率差值4.55%，计算出闲置浪费和低利用造成的产出利润损失规模为14.15万亿元。

  其次，计算体制性剩余。非价值性的闲置浪费资源，也可以用式（3）计算。比如，2021年与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国家，其农业就业劳动力占总就业劳动力比率的标准值为10.30%。因迁移管制、教育城乡隔离、住宅、汽车、外地户籍限购和部分工作岗位外地农村户籍歧视等阻碍，中国同期这一扭曲比率值为24.41%，差值为14.11%。差值乘以总就业劳动力74080万人，农业中淤积低利用劳动力，即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规模为10453万人。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对价值产出，可以这样计算，低效率造成的产出损失除以市场经济标准值，即体制性剩余数量：

  这个数量也可以很确定地计算出来。如前面计算出2021年国有企业311万亿元资产的利润产出损失为14.15万亿元，其除以民营企业资产利润率标准值6%，全部国有企业没有正常发挥作用的体制性剩余资产为235.83万亿元。

  最后，仿真推演改革提高效率的新获得上涨的速度。体制改革的目的是盘活释放这部分没有正常发挥产出作用的体制剩余要素，以此加速经济增长。提高效率而促进增长的算式是：

  ΔGst为由改革释放体制剩余获得的新增产出，等于改革后第t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t）减去如未改革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为每年不同的改革强度，即盘活多大比例的体制剩余资本去发挥促进增长的作用；

  比如2021年，就业总劳动力为74080万人，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为10453万人，进行户籍改革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十年中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转移配置，假定劳动力产出系数为0.5，改革强度年度间平均，则未来十年仅农业领域体制性剩余劳动力释放，可获得0.07%的增长潜能。

  以上推导，建立起了中国二元体制“体制扭曲—扭曲差值—产出损失—体制剩余—改革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变量的逻辑算式和计算过程。一些学者提出，无论是何种模型，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这一数理逻辑推导和计算，可以证明体制剩余确实存在，那么市场化改革能够获得的经济增长则基本被确定。

  如前所述，与市场经济、发展中和转轨三类经济体不一样的是，中国是一个特长周期渐进转轨的二元体制国家。因而，需要形成符合这一特征的经济分析逻辑、方法和框架。我们先从生产侧体制设置及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谈起。

  从教科书的定义看，生产法的索洛增长模型，主要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产出，加上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产出两大部分构成。然而，中国作为一个特长周期转轨国家，其TFP的形成和增长动力有其特殊性。

  从格罗宁根大学的计算看，中国1978—2019年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平均增长率为0.69%，按此推算同期要素投入产出年平均增长率为8.75%。而亚洲生产率组织计算1978—2018年中国TFP年平均增长率为3.49%。中国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TFP的增长率水平要高于格罗宁根大学计算数据，平均在3%左右。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计算1978—2022年中国TFP年平均增长率为3.23%，要素投入产出增长率年平均为5.89%。

  为什么格罗宁根大学与亚洲生产率组织及国内一些学者计算改革开放以来TFP增长率出现如此大差距？笔者认为，按照中国1978年以来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加速实际作用，应当将TFP分为广义技术进步形成的TFP和推进体制改革形成的TFP两大部分。

  首先，国际TFP创新国家数据比较、市场经济国家广义TFP增长趋势及其有关学者TFP增长规律研究，并不支持将亚洲生产率组织和国内学者研究中国1978年以来年平均增长3%以上的TFP，全部归结于广义技术进步教科书方面的定义。

  按照格罗宁根大学的计算，1978—2019年间，美、英、法、德、日、韩等六个创新型国家，其TFP增长（不变价）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57%、0.59%、0.60%、0.92%、0.56%和1.46%，加权平均TFP增长率为0.60%。同期中国TFP平均增长0.70%，在改革开放前的1957—1977年TFP平均增长-1.21%。中国创新能力属于第三方阵，其仅靠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形成的TFP增长，达到3%以上且远高于这些第一第二方阵创新型国家的概率可能不大。

  琼斯研究1980—2000年的数据发现，在欧美研发人员投入和TFP增长函数计算中，投入呈向上向右增长曲线，并没有带来TFP同向增长。菲斯佩奇评论，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其增长呈现为一条相对平缓的曲线。而从美、英、法、德、日、韩六国加权平均后的TFP增长看，20世纪70、80和90年代，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九年，各阶段平均TFP增长率分别为0.80%、0.79%、0.67%、0.43%和0.46%，呈平缓并略微下降的趋势。

  因而，中国作为一个创新型水平位次还低一两个方阵的经济体，1978年以来亚洲生产率组织和国内学者计算年均3%以上TFP的增长率，至多25%来自广义技术进步，75%甚至更多源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

  其次，中国1978—2022年推进改革获得75%—80%的TFP，来源于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和改革形成新的激励机制。（1）资产化零到市场价溢值性TFP。国内外学界忽视了中国二元体制改革中，原来无价格的土地房屋，一旦市场化改革成为可交易和可定价的资产，只要其发生交易，就会发生从零到市场价的溢值。如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后，从核算上讲，卖出原来零价格住宅的家庭获得现金收入，买入原来零价格住宅的居民需要进行购置支出，从收入法和支出法方面无疑需要核算GDP，而生产法核算时只能作为余值来处理。经济学含义上理解，资产溢值是计划经济中作为自然存在和人工形成的零价格土地房屋资源，其价值化、货币化和财富化的结果，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2）推进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发展乡镇企业、推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计件工资制等改革，提高了劳动者工作和资本生产的效率。如改革前后，在农业领域1985年比1977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9.60%，但粮食产量却增长了34.09%。工矿领域中，1980年在劳动力要素和装备数量不变甚至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分不同的行业，产量增长了15%—40%。而农村城郊的乡镇企业发展壮大，农村劳动力向企业转移，城市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下乡指导，农村中闲置土地用于厂房建设，总体上投入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没有增加，1978—2002年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比例却从5.66%提高到26.61%。

  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逐步转变土地不是商品和没有价格的观念，对建设用地体制从计划无偿划拨到协议有偿出让的改革，21世纪初的几年中又完善为地方行政垄断市场上挂牌招标竞价出让的方式。这使得这些原本属于无价格生产资料性的土地，在招拍挂时发生了零到市场价的溢值，其中住宅、商业和写字楼用地溢值幅度很大。从国民经济流转看，用地者需要投资获得土地，在支出法方面发生了一笔购买；而出让和拍卖土地的地方政府，在收入法方面获得了一笔卖地收入。

  从学术和国民经济核算实践方面讨论，土地出让金应不应当进入GDP，有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笔者同意应当计入。理由是：（1）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资产化土地的交易收入及支出，不能直接计入GDP核算；但是二元体制经济中，第一次无价格的土地出售，发生了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应当计入GDP的核算之中。（2）由于过去土地不是资产，资产化改革可以说是其“凭空”发生了“白得”的巨额交易，国民经济核算中需要将其计入GDP。否则支出法、收入法和生产法的核算中无法进行国民经济流量之间的平衡。

  土地出让金应当计入GDP，紧接着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直接以生产法的增加值计入，还是放在余值中计入？从核算实践上看，国家统计局近年来已经以行业增加值的方式计入了GDP。1998年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之前，住宅由建设单位发包，建筑业承建，总体上只有建筑业增加值，没有房地产行业增加值。2003年及以前，从《中国统计年鉴》上看，没有房地产行业这个统计。到了2004年才开始进行房地产行业增加值的统计。因此，实践上，土地出让金已经在生产法上通过房地产行业的劳动报酬、资本利润和物业地租，以及银行对房地产行业和居民按揭贷款收取的利息等，计入了房地产和金融两个行业的增加值。而在国际统计规则方面，按照居民自己产权和自己居住的住宅，即使没有发生出租和租金交易,也以维塞尔要素生产力归属原则，统计上自己给自己产权及居住的住宅，虚拟地交一笔房租，计入国内生产总值。

  因此，土地出让金实际上已经通过各个方面，从生产法上直接计入了GDP的核算。但由于二元体制，其有两个特点：它是土地资源资产化零到市场价的溢值；没有住宅商品化改革和土地资产化改革，也不会有这部分增加值的形成。

  笔者在已经发表的有关文献中，假定没有体制改革的增长，仅为二元体制经济自然增长；将TFP剥离为广义技术进步贡献和改革贡献两部分，粗略地计算城镇住宅化溢值TFP，用总改革TFP减去城镇住宅溢值TFP估算改革提高要素生产率部分；土地资产化溢值直接计入GDP。据此，初步估计了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数量贡献。

  然而，从学理严谨的角度出发，需要以本文体制扭曲差值变量为核心，以算式（1）—（5）为基础数理逻辑，在生产侧建立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内在数理关系算式。

  首先，假定没有体制改革的经济增长为自然经济增长。一是以索洛模型为算式，不加入土地要素投入变量；二是不加入差值体制变量，其纯粹为流体变量模型，假定体制既定不变，虽然它是计算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型，但假定体制不变，就可计算二元体制不变动时的自然经济增长。

  其次，在TFP计算部分，在土地和住宅变动中设置开关变量，允许交易为1，不允许交易为0。在特殊的2000—2022年期间，行政性土地出让规模太大，因此以生产法直接计入了GDP。如果未来交易量平缓，农村住宅资产化，则与城镇住宅溢值一样，都以余值方式计入GDP。考虑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的平缓和略微下降趋势，将其增长范围定义在0.7%—1%。

  再次，将要素劳动资本投入对数型的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改为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结构的古典投入增长模型。新古典学派将土地要素去除的理由：较成熟开发的国家，土地要素规模是一个几乎不变的量，其供给表现为一条近似垂直的曲线；总体上讲，即使可能会新增土地，但土地的大部分用于农业，而发展过程中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和低水平状态，农地投入增加对GDP的增长微小，可忽略不计。

  但是在结构和体制双二元经济的增长计算中，需要加入土地要素变量，理由为：二元体制中，各生产要素及使用中，被行政计划干预最强的是土地、房屋和建设领域，其造成了大规模土地和房屋的浪费、闲置和低利用。而要改革促进增长，需要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算式中表现为对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松闸扩流贴入，以观察其变动可释放的增长潜能。

  依据上述论述，观察生产体制变动与经济增长内在因果关系的数理历史核算模型为：

  分别为如未进行改革的全要素生产率绝对值、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存量，分别为劳动力、资本、土地（建设用）利用差值，为对应的各项体制改革强度在不同年度表现。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系数，a+b+c=1。

  差值方面，1978—2022年，农村向城市的土地市场配置并没有打开，但20世纪90年代开始，行政征用后在城市的出让则是地方政府垄断有偿出让，因其协议或市场垄断出让，进入住宅、商业楼、写字楼和工厂等用地后，不能再交易，这时的

  模型中的主要变量是标准值与实际值的差值。（1）土地房屋资产化差值。观察各类土地允许交易，还是不允许交易，即是0还是1。（2）劳动力利用差值。一是来自国际相近市场经济国家农业就业占总就业比率标准值，与中国农业实际值比较；二是非农业领域的劳动力利用差值，主要是估计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中非专业、非业务和非生产人员的比率，以及同样工作水平下的专业、业务和生产人员的冗员率。（3）资本要素利用差值。为国内市场竞争性非国有企业资本平均利润率标准值与非竞争性国有企业实际值的比较值。（4）土地利用差值。国际市场经济国家国土开发利用率标准值与中国国土利用率实际值比较；其非标准差值，通过各类土地的闲置和低利用率进行估算。

  当我们将式（6）用于解释1978—2010年经济奇迹来源，以及2011—2022年经济放缓原因时，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打开了征用土地在城市的出让市场交易，以及1998年城镇住宅商品化打开了其二手房的市场交易；其他差值变动和固化，或者生产的增长起了释放作用，或者对内在生产能力释放形成了抑制。

  需要说明的是，许多差值是由国内外市场经济标准值与中国实际值相减所得，但还有许多值只能观察其资源的闲置低利用率去推算非市场化的差值。后者，笔者称之为非标准差值，但在计算中不可或缺。

  作为一个人口和领土面积大国，并且开启计划向市场转轨的经济体，中国在1978—2010年创造了经济年平均10.02%的高增长奇迹。但到2012年上涨的速度从高速开始下降，2011—2022年经济首尾年增长速度分别为9.60%和3%，平均增长速度降低到了6.64%。笔者认为，我们前述的高增长时间与东亚经济体比较，缩短和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出在生产侧方面，而是体制扭曲在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方面造成了收缩。不断收缩的需求要求生产能力也不断地出清，造成了供给持续过剩的趋势。

  这需要从“生产和资产溢值—收入分配—需求支出”三者间经济流动循环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且，不仅在生产和资产溢值领域存在着各种差值，而且二元体制扭曲在收入分配领域和需求支出领域，也存在着差值，在一定的阶段中造成从生产到需求长期的失衡。

  需要指出的是，收入从来源看它是生产结果的一种分配，从运用看它是各种支出的基础，可以影响投资和消费。但是，收入分配本身不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国民经济创造的GDP和二元体制国家土地房屋市场化改革释放的资产溢值，要向居民、政府和企业部门进行分配，成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的来源。

  GDP为国内生产总值，II为居民可支配收入，GI为政府可支配收入，EI为企业可支配收入。

  由于行政和计划对国民收入在居民、政府和企业的分配干预性比市场经济国家强，从收入三大部门看，居民可支配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方面，中国值与国际标准值比较，存在着较大的差值。而从中国更细分的分配流入看，由于前二十年生育管制导致劳动收入人口减少，迁移管制使人口不能顺畅地从低收入地区和行业向高收入地区和行业流动，乡村和城郊集体土地资产零到市场价溢值收入分配给农民比例太低，政府税费收入占GDP比例过高等，造成了居民、政府和企业三部分收入分配比例的失调。

  生产增加值和零价格土地房屋的溢值是收入分配的来源，而分配的收入一定要运用出去，这就是分配收入的支出。支出表现为居民消费、居民投资、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还包括出口，即国外需求对中国商品劳务的支出。

  也就是说，从中国2011年后以及未来的增长看，生产增长需求容量损失的成因，集中在居民需求支出和政府民生转移支出占GDP比率过低，以及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和进出口占GDP的失衡。因而，在需求侧计算差值对GDP产出及其增长总影响时，函数为：

  居民分配得到的收入，在向运用方流动时，一部分用于消费支出，另一部分用于储蓄和投资。我们假定除了居民个体商户创业、投入入股和购买证券外，其储蓄存款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最终全部用于了投资。从中国二元体制扭曲的角度看，居民在收入环节先是受到了以上所述的先积累后消费、先生产后生活、先建设后民生、先城市后农村、先城市面积建筑城市化后进城人口市民化、先提高政府收入集中度后居民分配所余的影响。居民收入和需求占GDP的比例持续下降及其增长乏力，从五个方面造成了生产增长可能性边界的收缩，深层次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人口生育干预与经济的因果关系看，中国前二十年计划生育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深度影响后二十年“劳动人口—创业就业—收入分配—有支付消费和投资能力”链变动，造成居民收入及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下行。

  第二，将与中国发展水平和阶段相近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作为标准值，并考虑中国有城镇户籍人口、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和农村常住人口，各自占总人口的三个比重，依据其三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可以计算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受阻情况下，中国居民收入及其消费和投资需求收缩变动，对需求侧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三，目前的土地交易收入分配及其资金运用体系中有两个差值：一是在地方政府平台上土地交易有市场有价格，与农村土地无市场无价格的绝对差值；二是市场经济国家对土地交易政府征税的标准值，与中国目前体制下土地出让收入在政府和农民间分配比例之间存在着扭曲。农村和城郊农民集体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扭曲，造成的农村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收缩，是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之一。

  第四，目前为止，中国城镇居民住宅是资产，有价格，可以交易；农村住宅是生活资料，不能交易，无价格。这使得农村外出务工农民的有限收入，在乡村住宅建造、县城住宅购买和务工城市租住方面，形成了重复性支出，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消费需求。

  第五，世界上许多国家居民购房房价与其年均收入比的合理区间为3—6年，联合国人居组织倡议不超过6年，本文将其确定为标准值；2000—2022年，中国实际值为11.43年。高房价挤出居民消费，造成需求侧的增长损失。

  前面我们用式（6）观察1978年以来，通过放开劳动力流动、推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发展乡镇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普及提高教育水平、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在TFP、劳动、资本、土地各方面形成的经济增长潜能。

  本文的式（7）主要刻画了生产及资产化溢值和需求支出两端的中间经济池为收入，并且从动态边际变动看其居民、政府和企业收入的边际增长加权相加，与生产法增长和支出法增长相等。

  而本文式（8）和式（9）则从需求总量方面，讨论了2011—2022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力图从数理逻辑和数据计算方面说明，原因是居民消费、政府民生支出、FDI和出口占GDP比例的变化，以及生育、迁移、土地交易分配、城乡土地农村宅院和住宅供给体制扭曲，造成生产方面增长的需求可能性边界收缩。

  我们假定体制不变时的经济增长为自然经济增长，其为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加要素投入产出增长。上述分析中我们分别从生产、分配和支出三个方面描述了体制变动的经济增长，这样中国从生产、分配和支出方面计算总的均衡经济增长就为两者的相加。

  而均衡增长的条件为假定自然经济增长的生产自动创造需求，意味着在生产、分配和支出的三个方面体制不变的产出数量都相等。

  从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均衡计算1978—2022年的GDP平均增长9.12%。其中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形成的年平均增加值增长率为4.76%，其间体制不变的自然经济增长率为4.36%。经济增长的52.19%源于改革开放。然而，1957—1977年，格罗宁根大学计算中国TFP增长率为-1.21%，假如1978年后TFP由负转正并年均增长0.7%是由改革开放获得，那么，假定体制不变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只有2.45%，改革开放获得的增加值增长率为6.67%。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73.14%来自改革开放。

  2011—2022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平均增长率为6.64%。其中TFP平均增长率1.94%，包括城镇住宅资产化溢值平均增长1.15%，除去广义技术进步TFP平均增长0.70%，则要素市场化改革的TFP平均增长速度下降到了0.09%，改革释放生产力的经济增长动力接近枯竭。要素投入产出GDP增长中，还包括出让土地资产化溢值增加值平均增长0.52%。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房地产，即城镇住宅资产交易溢值和土地行政垄断出让资产化溢值增长占到了GDP增长的25.10%。

  从需求增长方面看，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零售商品销售额增长率分别从2011年的29.95%和18.51%，下降到2022年的9.92%和-0.25%。而从FDI和出口占GDP比率比较，与中国人均GDP水平相近的16个国家从3.04%和26.14%变化为2.31%和33.32%，而中国则从1.64%和26.57%下降为1.05%和20.68%。国内外需求拉动中国增长的动能均趋于减弱。

  从二元体制经济数理逻辑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看体制进一步改革，利用国内还因扭曲而禁锢的巨额体制性剩余，挖掘国内禀赋资源潜能，保持经济开放大局，并尽可能地提高国际直接投资和出口占GDP的比例，释放潜在的生产和需求力，使国民经济增长在未来的十余年中，保持在一个中高速的区间。从寻求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能的角度看，主要是假定能够顺利推进改革，仿真展望算式与前述的不同。

  生产和需求方面都是如此，在观察还有多少体制性生产剩余和收入消费等潜能可释放的基础上，安排在多少年中进行改革释放，整个阶段中改革启动和大力度改革如何筹划。

  生产方面还需要考虑这样的因素：中国是不是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未来吸引国外劳动力和更多的资本进入中国；中国已经利用的土地与国土总面积比率，与国际水平的人均工程调水量与一些调水大国人均调水量，相互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调水增地对加快增长有一定的作用。因此，需要在生产函数中增加对外开放吸引劳动与资本要素，包括增加土地要素。生产侧未来增长的仿真算式为：

  国内总需求不足最重要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过低。从分配角度看，多项调整并举，加大改革力度，其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值从43%左右，向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居民收入分配占GDP比例标准值70%左右看齐和调整；二是政府收入分配向民生分配运用占GDP的比例值从5%左右，向同发展水平国家收入民众福利分配占GDP比例标准值20%左右看齐和调整；三是企业收入分配占GDP比例，特别是中小企业收入分配占GDP比例从过低，向同发展水平中小微企业发展良好国家的留企比例看齐和调整，以使中小企业增加值能够更多地溢出到员工家庭和中产阶层的收入之中。

  未来加速经济增长速度，使其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既需要供给侧的体制改革，更需要需求侧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开放，从内需看非常重要的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和结构的调整。

  前面我们讨论了需求侧居民消费和投资扭曲收缩以及改革扩张结构性算式与其总量算式的相等。然而，供给侧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从供需均衡历史核算方面看，由于居民消费与投资、国际投资与出口等方面的收缩，未能实现理想的经济增长；而从供需均衡增长展望看，未来供给侧体制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与需求侧体制改革开放获得的增长潜能相等。

  经济增长从需求侧看，主要问题是居民支出占GDP比重过低造成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因此，总体的方向是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在一定阶段中使扭曲的居民消费及投资需求占GDP比重扭曲值x向大多数国家标准值y靠近，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流量比重，扩大有支付能力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流量。也就是通过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体制改革的联动，让居民富裕起来，释放其消费需求的潜能，给供给侧的经济增长提供需求侧更大的可能性边界。其总量模型为：

  为居民收入消费、政府民生支出、外资营商环境和扩大出口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强度，其余变量与式（9）相同。

  在二元体制中，居民收入增长和需求扩张形成的经济增长潜能，应通过由收入分配、消费支出和居民投资等各方面体制的改革，释放被禁锢的居民的需求而形成。大力度的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废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让迁移人口的子女在城镇接受教育，让农村住宅、宅地、承包地等能够交易或托管，从而消除房地对人口迁移形成的黏性，对迁移人口在城镇提供基本医疗养老保障，即切实推进市民化进程，使就业机会少、生产率低、收入水平不高和消费水平低的农村农业人口向城镇工商业领域流动。

  第二，农村和城郊集体土地，除了公益用地、商业写字住宅等用地，应当同地同权同价，建立统一的竞争易市场。一是应当放开农村和城镇土地及房屋市场化交易，其收入先是农民集体与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成，随后再推进收入归农民而地方政府收入部分为收税的改革；二是放开农民住宅自由交易及其范围，既可以在农民之间交易，也可以出售给愿意到农村居住和创业的城镇居民。

  第三，城镇住宅应当多元化竞争性供给，放开私人、合作、房地产商开发等购置土地和建设房屋，并且政府应当建设一定数量的廉租房。三十年来地方政府从农村零地价转移土地和收入发展了城镇和工业，后续应当逐步地以城镇廉租房的方式，对农民进城市民化予以反哺。

  第四，在财政体制方面，需要调整支出结构，到2037年将民生支出比例提高到15%—20%。控制和精简行政事业层级、机构和人员，大幅度压缩财政行政经费；鼓励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机构职员成为党政专复合人才，按照国际标准压缩非专业人员比例；加大财政支出向社会保障基金支出的力度，大幅度压缩公务人员养老医疗财政直接支出；确立全社会基本公平养老时间表，公务事业企业城乡等体制逐步统一，缩小水平差距，基础养老保障平等。

  第五，未来十五年，开发提高国土利用率达到76%，增加5%的可利用土地，人均工程调水量从目前的10立方米左右提高到150立方米。从结构方面看，大体就是再增加5亿亩耕地、1.5亿亩建设用地和7000万亩园地。

  笔者乐观地设想，中国二元体制转轨，经过一元体制向二元体制释放和二元体制并存两阶段，现在到了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轨的攻坚阶段。不论未来由二元体制并存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轨时间多长，实际上是一个体制扭曲被不断地通过改革而纠正的过程。因此，也是一个通过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开放，中国各种二元体制经济运行差值逐步缩小，使体制扭曲值向市场经济标准值迈进的最后阶段。随着各种体制闸口的打开、扩大和消除，将释放巨大的体制性剩余，成为未来中国还能中快速地增长的潜能。我们用式（9）和（10）模拟，未来获得中快速地增长潜能，不仅来源于供给侧的体制改革，而且收入环节再到需求侧的各方面，需要推进和深化联动的体制改革，国民经济才能实现三方面理想协同的中快速地增长。

  首先，我们按式（11）仿线年生产侧的改革与增长：（1）推进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盘活近2亿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利用，未来十五年可带来年均0.75%的增长潜能，如果开放吸引移民增加劳动力，投入增加的增长潜能还会提升。（2）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盘活290万亿元体制性剩余资本得到有效利用，贡献的GDP年均增长潜能为0.51%，如果加大对FDI的吸引，同样会增强资本要素投入的增长潜能。（3）土地体制改革和调水增长会得到年均增长1.06%的潜能。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盘活近2亿亩体制性剩余土地得到有效利用，贡献的GDP年均增长潜能为0.64%；如前所述，如果在未来十五年中，增加1.5亿亩建设用地，还可使经济增长速度年均提升0.42%。（4）未来十五年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均增长率加快0.1%，其增长保持在0.8%的水平上。（5）按照中位方案，推进城乡土地和农村宅院的资产化改革，其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年均释放的经济增长潜能为1.19%。

  其次，从分配环节看，通过大力度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到2037年，将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GDP比重逐步从2022年的43.04%提高到65%；在政府加大民众福利分配转移的情况下，政府收入中教育、医疗等民生方面分配占GDP比重从5%提高到15%，2040年争取提高到22%。

  第三，需求侧深化体制改革及强化经济增长拉动能力的目标是：（1）通过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到2037年，在政府加大福利支出的情况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从43%和28%向65%和70%变动；而前述政府收入转移给教育、医疗等民生方面分配，实际也就是政府向民生的支出占GDP比重，数据不再赘述。（2）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到2037年，将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从2022年的1.04%提高到国际标准值2.3%的水平上，将出口占GDP比例从20.67%提高到33.32%的水平上。

  2023—2037年，需求侧选择性吸引国际移民、人口自主迁移、放开城乡土地竞争易市场、允许农村宅院交易、居住多元供给和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比重等改革，年平均居民消费支出将增加48210亿元，居民投资年均增量为11523亿元，同时在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方面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

  数据解释及来源：自然增长曲线为体制不变的经济增长率，总增长线为GDP增长率，体制改革曲线为生产、分配和需求环节各方面体制协同改革获得的增加值增长率，调水增地曲线为通过工程调水开发未利用土地发展战略实施，从生产要素供给和投资需求两个方面形成的增加值增长率（由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计算制图）。

  如图1所示，通过在供给、分配和需求三个环节和方面，大力度协同推进和深化体制改革，实施调水增地重大发展举措，仿真模拟中位数据显示，未来GDP在年均自然增长1.97%的基础上，体制改革可获得年均3.11%的增长潜能，调水增地可获得0.42%的增长潜能，使未来经济实现平均5.5%的增长。

  从经济增长的周期看，中国高质量的工业化发展阶段还有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1）全国52%人口的收入水平不高。2022年虽然人均GDP为12745美元，城镇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32美元，日平均为22美元，但城镇常住流动人口为5199美元，农村常住居民为2027美元，日平均只有14美元和5.55美元；三个层次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分别为48%、18%和34%。（2）就发展红利的享受看，城镇流动人口大多租住，面积狭窄、环境差和配套条件差；农村常住居民住宅客厅、卧室、厨房、餐厅、卫生间、保温隔热、家具、器具等品质和供给还不高和不足，公共设施配套条件也不充分。城乡百户居民汽车拥有量还处在汽车社会的前中期，生活品质和对金融物质财富拥有也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

  未来十五年，我们到了从小康社会到富裕居民和增强消费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和经济大国，与中小国家和地区相比，有自己内部实现经济供给需求、产业链、供应链等循环平衡的比较优势。在收入分配上，需要制定和实施居民收入一倍半增长计划，速度要超过GDP的增幅。在全国总体上出口比例占GDP降低的格局下，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鼓励地方间进行提高产品出省占有率的竞赛，促进服务、货物和投资在国内区域间的市场化流动，从而弥补全国对外部出口需求的回落，保持经济的中快速地增长。

  本文分析的结论是：从数理逻辑方面证明，中国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奇迹来自前三次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二元体制扭曲、改革动能边际递减，是中国近多年来经济增长乏力的内在原因之一。由流体变量构成的各种经济学主流增长函数，仿真模拟中国的未来，不可能再有理想的经济上涨的速度。而推进大力度的市场化、资产化、收入分配流程和消费投资支出等二元体制并轨改革，实施调水增地重大发展举措，同时更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从而释放被体制扭曲所禁锢供需两个方面巨额的体制剩余资源和潜能，是中国未来加快发展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感谢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杨晓光研究员对本文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笔者与许文立博士就本文的一些观点进行过讨论交流、安徽大学宋子涵同学检查了本文原式（5）的实际数据。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