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清朝的最后一个冬天，寒风刺骨的东北黑土地上，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鼠疫”——14世纪蔓延欧洲上百年的“黑死病”来到了这里。

  19世纪初的清帝国，已经走到了统治生命的晚期。帝国薄弱的工业基础，根本支撑不起隔断呼吸与飞沫的必备品——“口罩”的供应。

  面对双重困境，伍连德对西方口罩进行了优化。他用“双层棉纱布夹一块吸水药棉”，将纱布往后延长，制成口罩，可以留出耳朵，便于打结固定。虽然这种口罩防护性很差，但是总比整体暴露在外面好了很多。

  重要的是，这种“口罩”便宜，每个只需要当时的“国币”二分半；制作简单，方便生产。一时间，东北民众大多能够购置到口罩作为简单的护体。

  为了纪念伍连德，此后，这种口罩被称为“伍氏口罩”——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这一器材最早的生产说明。

  在我国，口罩按功能作用等级可分为，医用级口罩，劳保口罩以及日常防护口罩，其生产的难度也有区别，特别是医用级口罩，生产企业要求10万级以上的洁净车间生产环境，并具备微生物试验能力和相关理化试验能力。也就是说资质门槛非常之高。

  以一次性医用口罩为例，主要由三层无纺布组成。内层是普通无纺布；外层是做了防水处理的无纺布，大多数都用在隔绝患者喷出的液体；中间的过滤层用是聚丙烯熔喷无纺布（有的经过驻极处理，静电驻极能提高过滤效率、降低过滤阻力也会降低， 甚至对纤网的均匀性也有所改善。）

  其他材料包括金属（用于鼻夹）、染色剂、弹性材料（用于口罩带）等。除上述材料外，还需要生产的设备，1.口罩打片机，2.口罩耳带点焊机，3.口罩包装机。

  半自动化机器生产流程：将无纺布原材料挂于口罩打片机料架上，调试OK后机器自动生产，出来的就是口罩片，再将口罩片转到耳带机上进行点带，出来的就是成品，再做包装。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3-6人操作，（本体机1台+耳带机2台）。

  全自动化机器生产流程：相对半自动化，全自动化就比较省事、省人工。原材料挂于料架上，机台自动送料，由1台本体机拖2到3台耳带机进行自动生产，这样的一个过程仅需2-3名人员操作。

  在这个过程中，一次性口罩生产工序可概括为,合并三层、层叠、裁断、补边压合、热压固定挂耳绳、消毒灭菌、单独密封或多个密封。

  北药控股的陈济生——这位被称为“京城女药王”的董事长，是最先感到压力的人之一。

  先是“药荒”。2003年4月8日的《北京晚报》，刊登了一付由中医药专家姜良铎开出预防“非典”的方子，民间称之为“八味方”。不到十个小时的时间，北药控股供应的医院及旗下的药房药店，这副药方全线年，北京某同仁堂药店一天内被抢购三万副中药

  前脚，她调用了北药控股旗下所有的药房、药店、药厂，召集了供应链上兄弟企业，满心以为20万付的日供已经足够应对。后脚，到了月底，这方药的日售量就冲破了29万。从4月8号一直供到4月底，她一共卖出了800多万副——几乎每个北京城里的老百姓，人手一锅。

  据说，彼时北京市给陈济生的任务是防护服10万套，口罩20万个，要求在48小时内送到一线。而此时的北药控股，已经在“八味方”的纠缠中亏损近千万。

  最终，经过陈济生的努力，10万套防护服从杜邦在上海的代理商手里买到；20万个口罩，由上海市捐赠。

  但是，命令是缝补不了巨大的使用缺口的。陈济生和他的北药控股，联合北京市物资委，在整个北京“非典”期间，穷极手中资源，总计为北京市“搞”来了200万套防护服，1100万个口罩，但是这些口罩，对于席卷全国的“非典”而言，简直如九牛一毛。

  “非典”之后，中国推进了各种医疗器械类标准的制作。比如《GB19083-2010医用防护口罩技术方面的要求》，加快了诸如口罩、体温计、塑胶手套、塑胶鞋、消毒液等医用品的民用化。2003年8月13日，国家食药监局下发《关于将医用防护口罩等产品列入《国家重点监管医疗器械目录》的通知》，将“医用防护口罩”和“医用防护服”产品列入《国家重点监管医疗器械目录》。

  除了各大具有研发实力的厂家外，包括东华大学这样的纺织类高校，也加入到了防护服的研发中。一时间，和防疫有关的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冒芽。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时隔17年，口罩再次成为最大的必需品。在突发的疫情面前，医护人员、患者、家属、普通老百姓以及广大农村居民，每个人、每一天不能离开口罩。以至于，这种需求在14亿人口面前，几乎不能够量化“一共要多少”。与17年前一样，全国上下再次面临“一罩难求”的困境。

  如果按照服装的标准来考核口罩，那中国毫无疑问能够自我满足自我消化，还能大量出口产生外汇——要知道，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国，产能约占到全球的50%。

  但实际上，口罩生产在工业级、医用级等有不同的检验测试标准，疫情中所能使用的口罩，标准高于平常。针对医用、一次性、工业用，国家要求口罩生产企业得有“医用口罩注册证”及“医用口罩生产许可证”。

  截止到2020年2月一日，最后一张证件颁发给位于陕西西安的住邦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中国在26个省市自治区颁发证书560张、覆盖了仅仅364家企业——对于“世界工厂”而言这并不是个起眼的数字。

  值得注意是，口罩产业链发展的后置性，某一些程度上与“口罩”这样的产品的定位有关。对于许多有实力和资质去做口罩的大公司来说，它是一个不被看重“边缘性”的产品。

  以阳普医疗为例，作为上市公司，其在湖南生产口罩的子公司在2月5日才拿到《医疗器械注册证》。但是在2019年，阳普医疗已经是国内规模前10的口罩品牌。

  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口罩生产的聚丙烯颗粒及聚丙烯纤维都是“按需采购”、“按需生产”的。假如没有订单，供应商不会留余量。

  “世界需要的，中国就能够完全满足；中国需要的，全世界也满足不了。”在消费这件事上，中国既是母亲，也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根据2018年中国纺织网的数据，在中国生产一年的45.4亿个口罩中，湖北约贡献了其中的4.5亿个。2018年湖北省人口为5917万，湖北人均有7.6个口罩，这一个数字在全国范围内是靠前的。

  根据中信证券的统计，在全国主要的口罩生产地中，湖北稳居第四，占比10.3%。排在湖北省前面的，只有河南、江苏和江西。

  在疫情面前，地方政府和国家，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有限鼓励疫情急需品的复工复产。在已经公开的恢复生产的信息中，截止到1月31号复产规模如下：

  从来自全国统计数据分析来看，现阶段复工复产排在第二位的，是陈友谅的家乡，湖北仙桃。

  我们以此前提到的“许可证”为评判标准——湖北省33家企业拿了40张许可证，其中，注册地址在仙桃的有15家，占到差不多一半。而在仙桃设厂的其他持证公司就更多了。

  在仙桃的GDP中，2018年，无纺布及制品占据了超过35%。这里有全球最大的无纺布制品加工出口基地，仙桃市的无纺布制品出口占全国市场占有率40%以上，产值占全国总量的60%，居全国第一。

  国家要求必需品企业复产后，仙桃以仅仅150多万人口，做到了惊人的270万日产量。要知道，湖北全省2018年的报备产能，也才不过区区日产400万。

  这座小城，也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湖北普遍的“封城”政策，对口罩产业产生了深层的影响。

  我国发改委2月3日表示，中国能日产1480万个以上的口罩，但是，N95级别的产能则只有11.6万个/日。在此之前，工信部公布统计报备的口罩日产能力超过了2000万个。也就是说，现阶段中国口罩产能，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可以想见，仙桃产能受损带来的影响，自然不小。

  在我们过往分析疫情中的湖北产业的文章中，我们得知，真正影响产成品的，除了最根本的物流、原材料以及员工之外，至关重要的是丰富的产业集群。之所以上海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让口罩这种小部件的产能立即提升，是得益于长三角供应链的高效。在湖北，做到这点很难。这里是九省通衢，这里安放着中国历史悠远长久的重工业。心猿意马的假日、务工人员的离散、“重心靠前”的工业布局，都是让链条“一瘫具瘫”的原因。

  可以想见，随国家的管控、大规模的公司全球性的扫货，未来几天市场上口罩的供应情况，应该会有所好转。

  对于病人仙桃来说，这是一场拯救；对于“无纺布之都”仙桃来说，这是一次冲击。

  可以期待的是，在这双重压力之下，小城的思考可能以蝴蝶振翅的方式，让中国的口罩产业开始蜕变。

  口罩是出门，上班的必备用品，我们呼吁将宝贵的N95留给前线，同时提示警醒我们，洗手和带口罩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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